【原文】人惟有德，所以有福。壽減之后，一切皆減，其德漸漓，其福漸損。略言之，如七寶漸隱沒，五谷漸歉收，衣食漸艱難，容貌漸丑陋，資稟漸昏愚，精神漸衰弱，風俗漸驕慢，六親漸不和，賦役漸繁重，水火盜賊漸熾昌，佛法漸凋廢，善人漸衰殘，真儒漸稀少，鎊佛之人漸推崇，富人漸鄙吝。[按]世俗文詞，有時不驗。若出之內(nèi)典，則字字有征。且如三代之時，皆用黃金白璧，動以百雙萬鎰為計，未嘗純用白金也。至于漢后，乃間用白金（桑宏羊至以白金鑄錢）。而夜光之璧，照乘之珠，小國皆有，非若今時之罕見也。乃今之用低銀者，多和赤銅于內(nèi)，是銀不足，而繼之以銅也。非七寶隱沒之驗何（古人所云百金，乃百錠金也。漢文帝云，百金乃十家中人之產(chǎn)。蘇子曰，興師十萬，日費千金。若一金，止作一兩，則漢代中人產(chǎn)，止有十兩之數(shù)。而一兵之資糧器械，每日止用銀一分矣。有是理乎h周時田百畝，止當今時二十二畝。此二十二畝之所入，上農(nóng)夫可食九人。夫古人每食，必至斗米，一人終歲之糧，約今時七十余石，九人當有六百幾十石，是每畝可收米三十石也。余幼時所見聞，吾鄉(xiāng)尚見每畝收脫粟三，四石者，自康熙癸亥年后，凡從前收三石外者，皆不及三石之數(shù)矣。非五谷歉收之驗何（隆萬間，有人修昆山薦嚴禪寺，出其瓦間所塞稻束，猶唐朝故物。其穗長至尺余，計其所收，每畝必有十余石。今之稻穗，不滿四寸矣）。古者國無十年之蓄，曰不足。無六年之蓄，曰急。漢唐盛時，尚可比昔年之不足。今則求為急，而不可得矣。非衣食艱難之驗何。古者王公之貴，下交巖穴，卿相之尊，勞不坐乘。今者甫膺一命，便藐視知交，而皂隸牧圉，有乘軒執(zhí)蓋者矣。非風俗驕慢之驗何。古者高僧見天子不名，詔書必稱師。唐太宗敘三藏圣教，極意欽崇。玄奘法師示寂，高宗告左右曰，朕失國寶矣。輟朝五日（見高僧傳）。中宗景龍二年，敕高安令崔思亮，迎僧伽大師至京。帝及百僚，皆稱弟子(出金湯及統(tǒng)紀）。高宗顯慶元年，敕天下僧尼，有犯國法者，以僧律治之，不得與民同科（出唐書）。宋真宗朝，詔天下避志公禪師之諱，止稱寶公（見志公禪師后行狀，系張南軒父忠獻公所撰）。宋之太祖，太宗，真，仁，高，孝，皆興隆大法，有時駕臨佛宇，有時問法禁中，為林間盛事。今則士流倨傲，多有見佛像不參，遇高僧不禮者矣。非佛法凋廢之驗何。孔顏立教，止貴躬行，不尚口舌，厚于自治，薄于責人。孟子距辟楊墨，出于萬不得已，譬如大黃巴豆，良醫(yī)偶一用之，非日日必需之物。今則白衣小子，止拾幾句謗佛常談，便自謂程朱復(fù)出。黃口兒童，但有一種夸大習氣，輒主張道學門庭矣。非真儒稀少之驗何。即此數(shù)者，余可例推。

【譯白】人因為有德，所以有福。壽命減短之后，一切皆減。其道德觀念逐漸薄弱，其福報也漸漸減損。略而言之，比如七寶漸漸隱沒、五谷漸漸歉收、衣服飲食漸漸艱難、容貌漸漸丑陋、資質(zhì)秉性漸漸昏庸愚昧、精神漸漸衰弱、風俗漸漸驕狂浮慢、六親漸漸不和睦、賦稅勞役漸漸繁重、水火之突和盜賊漸漸識盛昌獗、佛法漸漸凋零衰廢、善人漸漸難得、真正的儒者漸漸稀少、講謗佛法之人漸漸被推崇、富人漸漸鄙俗吝嗇。[按]世俗之文詞，有時不能證驗。若出之佛經(jīng)，則字字有證據(jù)。如夏、商、周三代之時，貨幣皆用黃金白璧，往往用百雙萬鎰來計算，不曾純用白金。到了漢代之后，才混雜使用白金（漢武帝的大臣桑宏羊甚至用白金鑄錢）。而夜光壁、照乘珠之類的珍寶，小國皆有，哪像今時之罕見？現(xiàn)今之用雜質(zhì)銀的，大多摻和了赤銅，是因為銀不充足，而用銅來代替。豈不是七寶隱沒之驗證么（古人所說之百金，就是一百錠金子。漢文帝說：“百金相當于十戶中等人家的財產(chǎn)。”《孫子兵法》上說：“興兵十萬，日費千金。”若一鍵金，只作一兩，那么漢代一戶中等人家的財產(chǎn)，只有十兩之數(shù)。而一個士兵之資糧器械，每日只用銀一分。有這樣的道理么）？周朝時田一百畝，只當今時的二十二畝。此二十二畝之收成，可供九個農(nóng)夫吃一年。古人每頓飯要用一斗米。一個人一年之口糧，相當于今時七十多石（一百二十市斤為一石），九人應(yīng)當有六百幾十石才行。這樣每畝可收米三十石。我幼年時曾見我家鄉(xiāng)還有每畝收糙米三四石的。自從康熙癸亥年后，凡是從前收三石多的，現(xiàn)在都不足三石之數(shù)了。豈不是五谷歉收之驗證么（明朝隆慶、萬歷年間，有人修繕昆山薦嚴禪寺時，掏出瓦間所塞之稻束，還是唐朝時物。其穗長有一尺多，計算那時之收成，每畝必有十多石。今之稻穗，長不滿四寸了）？古時候一個國家的錢糧若無十年之積蓄，就叫不足。無六年之積蓄，就叫告急。漢朝、唐朝興盛時，還可以比得上古時之不足。現(xiàn)今則想達到古時之告急都不可能了。豈不是衣食艱難之驗證么？古時候如王公般地位高貴的人，還能與住在巖穴中的隱士交往。像卿相般地位榮尊的人，情愿步行勞累而不坐車。現(xiàn)今剛被任命為官，便藐視知交朋友。而衙門里的差役、小卒，居然膽敢乘坐大夫的車子逞威。豈不是風俗驕狂浮慢之驗證么？古時候高僧見天子，天子不直呼其名。皇帝下詔書必稱高僧為師。唐太宗作《三藏圣教序》，極力欽崇佛教。玄奘法師圓寂，唐高宗對左右的人說：“朕痛失國寶了啊！”因此停止上朝五天，以表示哀悼。唐中宗景龍二年，敕命高安令崔思亮恭迎僧伽大師至京城長安。中宗和百官皆自稱弟子。唐高宗顯慶元年，敕令天下僧尼，若有觸犯國法的，可以僧律懲治，不得與平常百姓同等判處。宋真宗時，詔令天下避志公禪師之諱，止稱寶公。宋朝的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高宗、孝宗，都大力興隆護持佛法，他們有時駕臨佛寺，有時恭迎高僧到皇宮，向高僧請教佛法，這些都是佛門中的盛事。現(xiàn)今之文化人卻非常倨傲，多有見佛像不跪拜、遇高僧不禮敬的。色不是佛法凋零廢衰之驗證么？孔子、顏淵設(shè)立教化，只貴親身實行，不崇尚口頭空談。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。孟子駁斥楊朱、墨翟，也是出于萬不得已，譬如大黃、巴豆之類的瀉藥，良醫(yī)偶爾一用，并非日日必需之物。現(xiàn)今卻有功名未成之白衣書生，偶然拾得幾句誹謗佛法的議論，就自以為是程朱（程顥、程頤兄弟和朱熹的合稱）復(fù)出。更有一些黃口兒童，只不過憑著一種自夸自大的習氣，便不自量力想主撐道學門庭。豈不是真儒稀少之驗證么？姑且舉此幾例，余可類推。

摘自安士全書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廣義節(jié)錄：人福有古重今輕之驗